第270章 尘封44年！K27 次列车上的无名碎尸案

从北京到丹东，有一趟老牌绿皮车，K27次。这趟车不似如今的高铁那般风驰电掣，也没有空调软卧的舒适，却是当年连接北京与东北边境的重要纽带，一趟下来，要慢悠悠地跑上十几个小时。

它从北京站始发，一路向东，途经天津、唐山、山海关，再穿过锦州、沈阳、本溪这些东北重镇，全程一千来公里，晃晃悠悠，最终稳稳停靠在丹东站。您可别小瞧这趟车，哪怕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它依旧在铁轨上正常运行，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，也藏着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血腥秘闻。

这起震惊京辽两地的碎尸案，发生在1979年，那个没有高铁、没有网约车，甚至连私家车都寥寥无几的年代。那时候，坐飞机是件天大的奢侈事，一张机票的钱，够普通人家省吃俭用大半年，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出行，首选还是绿皮火车。火车上没有舒适的座位，没有便捷的服务，甚至连喝水都要自己带搪瓷缸子，但即便如此，每一趟列车依旧挤得水泄不通，因为那是当时最实惠、最便捷的出行方式。

时间拉回到1979年2月24号下午4点51分，北京站的广播里响起了检票通知，原本就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瞬间沸腾起来。乘客们拎着大包小包，扛着行李卷，牵着老人、抱着孩子，争先恐后地朝着检票口挤去，生怕慢一步就抢不到座位，或是赶不上这趟车。那种拥挤的场景，想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，哪怕是现在，逢年过节坐火车，偶尔也能看到几分当年的影子，人挨人、人挤人，过道里、车厢连接处，甚至是座椅底下，到处都挤满了人，有座的人规规矩矩坐着，没座的人要么靠在过道边，要么蹲在地上，一路颠簸下来，浑身酸痛，却也只能硬扛。

K27次列车就这样载着满车厢的乘客和他们的期盼，缓缓驶出北京站，朝着丹东的方向驶去。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、汗味、泡面味，还有孩子们的哭闹声、大人们的聊天声，嘈杂却又充满了生活气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趟看似平常的旅程，背后竟藏着一桩骇人听闻的凶案。

经过一夜的颠簸，2月25号上午8点零5分，K27次列车准时抵达丹东站。广播里响起“丹东到站，请各位乘客携带好随身物品下车”的通知，乘客们瞬间忙碌起来，收拾行李的、喊孩子的、搀扶老人的，乱作一团。大家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，提着装满土特产的篮子，陆续走出车厢，脚步匆匆地奔向各自的目的地，有的是探亲访友，有的是务工谋生，有的是出门办事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抵达目的地的喜悦，没有人会留意，车厢的行李架上，还遗留着两件不属于任何人的物品。

等所有乘客都走干净，车厢里瞬间变得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满地的果皮、纸屑和杂物。按照规定，乘警和乘务员要上车进行全面检查、打扫清理，毕竟这趟车还要掉头返回北京，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就在乘务员打扫6号车厢时，目光无意间扫过23、24号座位和28、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，一下子就愣住了，那里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，还有一个用白色塑料布裹着的行李卷，孤零零地摆在那里，显然是乘客遗留下来的。

“哎呦，这哪个乘客这么粗心大意啊？”乘务员一边念叨，一边伸手碰了碰手提包，感觉沉甸甸的，“这么大的包裹，怎么就能忘在火车上了？”旁边的乘警听到动静，也走了过来，仔细看了看这两件物品，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一般乘客遗留行李，要么是小件物品，要么是匆忙之下落下的，这么大两个沉甸甸的包裹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无意间忘记的。

谨慎起见，乘警立刻拨通了丹东车站派出所的电话，把情况详细说明了一遍，随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两件行李取了下来，送到了派出所。按照惯例，一旦有乘客报警说丢失了行李，派出所就能第一时间通知对方来领取，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两件看似普通的遗留行李，打开之后，会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

派出所的所长、指导员还有民警们，拿到这两件行李后，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决定先打开检查一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乘客的身份信息，也好方便后续联系失主。可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灰色人造革手提包，再解开白色塑料布行李卷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僵住了，脸上的表情瞬间从疑惑变成了震惊，甚至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
手提包里，装着一段被肢解的尸体，没有头，没有手，只剩下残缺的躯干和四肢，被草草包裹着，散发着淡淡的腥臭味。那一刻，整个派出所的空气都凝固了，没有人说话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。所长反应最快，立刻拿起电话，将情况紧急上报给了丹东市公安局。

接到报告后，丹东市公安局的领导高度重视，立刻带领法医、技术人员火速赶到派出所。法医和技术人员对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，可除了确认尸体为男性、死亡时间不长之外，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经过众人研究分析，大家一致认为，这起凶案绝对不是在丹东发生的，列车刚刚抵达丹东，乘客下车后才发现尸体，凶手不可能在列车上完成杀人、分尸这么复杂的操作，更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尸块藏在行李架上而不被人发现。

那么，这起凶案到底发生在哪里？尸体又是被什么人、从哪里带上K27次列车的？这些问题，一时间成了笼罩在所有人心头的迷雾。要知道，在1979年，监控摄像头还没有普及，火车上没有监控，车站里也没有监控，检票全靠人工，更没有如今的旅客实名制，谁上了车、谁带了什么行李，根本没有任何记录可查。想要找到破案线索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把尸体送到列车的首发站，北京，从北京开始，一步步排查。

尸体被紧急运往北京后，北京市公安局时任刑侦处处长柯南，亲自接待了丹东来的办案人员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这个柯南，可不是大家看的动画片里那个神通广大的小侦探，可他的破案能力，一点也不逊色于动画里的柯南，在当时的北京公安系统里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经手过无数疑难杂案，经验丰富，心思缜密。

柯处长没有丝毫耽搁，立刻带领丹东的办案人员，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，让技术科的主任满仓、法医志军等人，对尸体进行了更加详细、更加细致的检查，这一次，他们要从尸体上找出所有可能的线索，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痕迹，都不能放过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仔细检查，技术人员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：肢解尸体所用的工具，应该是刀类物品，切口比较整齐，能看出凶手有一定的动手能力；包装尸块的灰色人造革手提包，上面有一把红卫牌的锁，这种锁在当时的北京很常见；死者身上穿着的灰布长袖衬衫和无领针织衫，经过鉴定，都是北京本地生产的。

可即便有了这些发现，也不能就此断定，死者就是在北京被杀害的，更不能确定尸块就是从北京带上K27次列车的，毕竟，北京生产的衣物，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买到，红卫牌的锁，也不是只有北京才有。柯处长看完验尸报告后，眉头紧锁，他知道，这是一起典型的疑难案件：死者身份不明，杀人动机不明，第一作案现场不明，凶手身份不明，甚至连尸块是从哪里带上车的，都无从得知。

但多年的刑侦经验告诉柯处长，线索往往就藏在细节里。根据目前掌握的物证分析，携带尸块的人，从北京上车的可能性极大，毕竟，死者身上的衣物都是北京生产的，手提包上的锁也是北京常见的牌子，而且K27次列车从北京始发，凶手选择从首发站上车抛尸，更容易避开众人的注意。

随即，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下令，以北京为重点，全面展开侦查工作，一定要尽快找到破案线索，抓获凶手。当时，北京市刑侦总队的队长叫甄义，他接到命令后，立刻带领侦查员，联合北京铁路公安分局的同志们，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。他们首先找到了北京车辆段的检车员，这些人负责列车出库前的检查，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。

经过走访调查，侦查员们了解到，2月24号下午3点25分，K27次列车出库到站后，列车长和乘警们对各节车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，座椅底下、行李架上、车厢连接处，每一个角落都检查得干干净净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，更没有发现类似的手提包和行李卷。这就进一步证实了，尸块包裹绝对不是列车出库时就存在的，而是在乘客上车之后，被人带上车的。

为了扩大线索范围，侦查员们又将访问范围扩大到了北京站的电力工区、水暖工区、邮局运转处等13个单位，广泛发动这些单位的职工，回忆2月24号下午，也就是K27次列车检票、发车前后的异常情况，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，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电力工区的一名职工，名叫郭兰新，在回忆的时候，提供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。他说：“24号下午4点多，我在北京站一楼的中间大厅，看到过一个穿着深蓝色棉服的小伙子，看着二十多岁，手里夹着一个塑料布包，看着沉甸甸的，走路都有些费劲，然后他从电梯上到了二楼，朝着候车室的方向去了。当时人太多了，我也没看清楚他的脸，只能记住他的穿着和手里的包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小伙子的神情好像有些紧张，不太自然，当时没太在意，现在想想，确实有点可疑。”

这条线索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，虽然没有看清嫌疑人的面目，但至少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，二十多岁、穿深蓝色棉服、携带沉重的塑料布包，而且是在K27次列车检票前，出现在北京站的二楼候车室。与此同时，北京和丹东的警方也同步展开工作，他们重点排查了乘坐K27次列车6号车厢的所有乘客，因为尸块包裹就是在6号车厢发现的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乘坐这节车厢的乘客。

经过一番努力，侦查员们找到了6号车厢的69名乘客，逐一进行询问排查。经过核实，23号座位的乘客是一位来自沈阳的普通群众，没有任何作案嫌疑；28号、29号座位的乘客是两名军人，经过调查，两人身份清白，而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也排除了作案嫌疑。

就在排查陷入僵局的时候，驻军某部的战士廖胜明，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，这个情况，直接为案件的侦破指明了方向。廖胜明说：“我当时是从云南探亲回来，24号下午乘坐K27次列车，坐在6号车厢30号座位。那趟车人特别多，过道里都站满了人，我上车的时候，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已经放满了东西，我就想看看对面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，能不能腾出点地方。”

“我抬头一看，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，已经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和一个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卷，摆得不是很整齐，看着还有点空隙，我就想把我的行李挪上去。可我伸手一搬，才发现那两个包特别沉，根本挪不动，我用手摸了摸，里面的东西软软的，我当时还心想，应该是衣服之类的东西，不怕压，就把我的行李放在了那两个包的上面。”

“一路上，我都没发现有人动过那两个包，周围的人也都在各自聊天、休息，没有什么异常。等到了丹东，我取下自己的行李就下车了，临走的时候，我还特意看了一眼，那两个包还在行李架上，当时也没多想，以为是哪个乘客忘了拿，没想到竟然藏着这么可怕的东西。”

侦查员们一听，立刻拿出了从列车上提取的手提包和行李卷的照片，递给廖胜明：“同志，你仔细看看，是不是这两个包？”廖胜明接过照片，仔细看了看，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对，就是这两个包，一模一样，灰色的手提包，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卷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错不了。”

廖胜明的证词至关重要，他是从北京上车的，上车的时候，那两个尸块包裹就已经在行李架上了，这就直接证实了，尸块包裹就是在北京站被人带上K27次列车的，而且是在乘客上车期间，趁着人多混乱，悄悄放在6号车厢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的。

至此，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，通过对北京至丹东沿线508名职工、170名旅客的走访询问，初步认定，碎尸包裹就是在北京被送上车的，第一作案现场，大概率也在北京。接下来，技术科的主任满仓和法医志军等人，又对尸体和包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检查，试图从里面找出更多能够锁定死者身份和凶手的线索。

经过详细测量和检查，他们发现，那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，长60厘米、宽22厘米、高28厘米，重量足足有23公斤，手提包的两边，分别印着北京农展馆和北京美术馆的图样，拉锁上挂着一把北京红卫牌的锁，这种锁在当时的北京，主要用于手提包、行李箱，很常见，但也有一定的地域性。

手提包里面，装着死者的上肢两块、下肢四块，这些尸块被一条白绿条纹的褥单子包裹着，尸块的切口处，都被人用新棉花堵住了，很明显，凶手这么做，是为了防止血迹渗漏出来，避免被人发现。尸块上还残留着灰色的棉毛裤、三角内裤，还有一块旧的蓝斜纹布料，手提包的底部，还发现了四块小塑料布，以及一块沾有大量血迹的抹布，显然，这块抹布是凶手用来擦拭血迹的。

再看死者的肢体特征：大腿外侧和小腿上，都长着浓密的汗毛，脚长23.9厘米、宽9.6厘米，最特别的是，死者的两只脚，第二个脚趾都压在第三个脚趾上面，这种脚掌形状比较特殊，算是一个明显的生理特征，或许能成为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。

而那个白色塑料布的行李卷，长70厘米、宽40厘米，重量24公斤，被装在一个白色的网兜里。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解开塑料布，发现塑料布上有一个清晰的鞋印，前脚掌是波浪花纹，脚后跟有两条凸起的花纹，这个鞋印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。塑料布的第二层，是一块紫色的旧被面子，第三层是旧棉被套，里面裹着的，是死者的躯干。

死者的躯干上，穿着一件圆领短袖针织衫，躯干的下方，垫着半张报纸和一件灰布衬衣，和之前在手提包里发现的灰布长袖衬衫，款式、材质都很相似，应该是死者生前穿的衣物。和四肢的切口一样，躯干的切口处，也被人塞了很多新棉花，显然是为了掩盖血迹。除此之外，法医还在死者的肚子上，发现了一个阑尾手术留下的疤痕，肛门处有痔疮，这些都是死者的重要生理特征。

经过进一步的检查，法医判断，死者营养状况一般，皮肤比较黑，应该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，或者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。死者的尸斑呈现紫红色，用手按压不褪色，尸僵已经得到缓解，结合当时的气温和列车运行时间，法医初步推断，死者的死亡时间，应该在2月22号左右，也就是K27次列车发车前两天。

随后，法医对死者的脏器进行了解剖检查，发现除了右肺有钙化点之外，没有任何中毒迹象，说明死者是被人暴力杀害的，并非中毒身亡。经过血型鉴定，死者的血型为Ab型，而且生前患有类风湿性脊椎炎，这些信息，都为后续确认死者身份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。

虽然尸检工作做得非常细致，掌握了死者的很多生理特征和衣物信息，但想要确认死者的身份，依旧是难如登天。在那个没有dNA鉴定技术、没有人口信息联网的年代，想要仅凭这些线索，找到一个身份不明的死者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

既然无法直接确认死者身份，侦查员们就把重点放在了死者的遗物上，那些包裹尸块的褥单子、塑料布、棉被套，还有死者身上的衣物、手提包、锁具，甚至是沾有血迹的抹布，每一件物品，都有可能隐藏着破案的线索。侦查员们兵分多路，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北京的200多个生产、销售、批发、科研单位，请教了400多位老工人、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，就是为了查清这些遗物的生产、销售、品种、质量和使用范围，从而缩小侦查范围。

经过好几天的紧张工作，侦查员们终于有了收获，逐一查清了各种遗物的来源：

捆扎碎尸包裹用的麻绳，经过鉴定，是通县黄牧场生产的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通州区，当时的通县黄牧场，主要生产黄麻制品，这种麻绳的原料是浙江三等黄麻，而且销售范围非常有限，只针对北京市场，没有在北京之外的地区销售过。这就意味着，凶手使用的麻绳，是在北京购买的，进一步印证了第一作案现场在北京的推测。

包裹行李卷的白色网兜，从原料搭配和编织方法上，经过北京丝线厂的专家鉴定，确认是北京丝线厂的产品，而且同样，这种网兜全部销售往北京市场，外地很少能见到。

包裹尸块的白绿条纹褥单子，经过北京色织厂的鉴定，从纱织、配色、组织规格上，确认是1972年北京色织厂生产的产品，主要供应北京市场，外地的销售渠道非常少。

包裹尸体用的旧棉套，经过北京市土产公司的专家鉴定，确认是机织棉套，侦查员们顺着这条线索，逐家走访了北京的机织棉套生产和销售单位，最终来到了朝阳区关东店昙花门市部。门市部的一位老师傅，仔细检查了棉套之后，肯定地说：“没错，这棉套就是我们门市部织的，我们这里生产的机织棉套，销售范围很窄，只针对朝阳区、东城区、崇文区这三个区的结合部，就连北京其他区，都很少有销售。”

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，生产厂家少，商品种类单一，每个厂家的产品，销售范围都比较固定，不像现在，商品琳琅满目，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商品都能买到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侦查员们才能通过这些遗物，一步步缩小侦查范围，锁定第一作案现场的大致区域。要是放在现在，仅凭这些普通的衣物、麻绳、网兜，想要找到线索，恐怕要难上好几倍。

大量的走访调查结果表明，这起凶案，肯定是在北京发生的，而且第一作案现场，应该是在室内，毕竟，杀人、分尸是非常复杂且血腥的操作，不可能在户外或者公共场所完成，只能在封闭的室内进行，这样才能避免被人发现。

可问题来了，第一作案现场具体在北京的哪个地方？死者到底是谁？凶手为什么要杀害他？杀人动机是什么？这些谜团，依旧没有解开。为了尽快破案，北京市公安局决定，发动全市的力量，广泛征集线索。

随后，北京市各单位都召开了保卫干部会议，在会上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柯南，向全市的刑警队长、保卫处长，详细公布了这起碎尸案的案情，明确了侦查方向和要求：一是对2月24号之前失踪的、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的男性，逐一进行排查，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人；二是对外地来京上访、探亲、看病的人员，在24号之前的动向，进行全面调查，看看有没有失踪或者异常情况；三是组织人员，在铁路沿线的河沟、湖泊、荒地等地方，全面搜索死者的头部和手部，只要找到死者的头和手，就能通过面部特征和指纹，快速确认死者身份；四是向全市居民公布案情，发动群众提供线索，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些警方没有掌握的信息；五是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报，请求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排查，扩大侦查范围；六是技术人员继续对物证进行细致检查，争取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。

会议结束后，全市各分县局、各单位的保卫部门，都积极行动起来，按照要求，展开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。侦查员们走街串巷，走访群众，排查失踪人员，可忙活了好几天，却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线索，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。

就在大家有些泄气的时候，刑事技术处的工作人员，在对物证的再次检查中，有了新的发现，他们在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，发现了几处不清楚、不完全的鞋印，经过反复分析研究，确认这些鞋印一共有两种：一种是席状花纹的，经过鉴定，是北京三羊牌布鞋的鞋印，这种布鞋在当时的北京很常见，很多老百姓都穿；另一种是前掌波浪纹的鞋印，这种鞋的款式比较特殊，经过多方调查，确认这种鞋不是北京生产的，而是外地生产的，在北京的销售范围也比较窄。

除此之外，技术人员还在塑料布的血迹下面，发现了几滴类似蓝色油迹的痕迹，经过化验，确认这些痕迹是油漆。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这些油漆的具体种类和来源，但这些发现，无疑给侦查员们注入了新的信心，这些鞋印和油漆痕迹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，只要能查清它们的来源，就能找到凶手的线索。

技术人员没有放弃，继续对塑料布进行细致检查，这一次，他们有了一个更大的收获，在塑料布干涸的血迹下面，有几个模糊的字迹。由于血迹的覆盖和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字迹变得非常模糊，几乎无法辨认。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塑料布平铺好，用专业的工具进行处理，一点点清理掉血迹和污渍，经过反复辨认，终于看清了这些字迹，是两个电话号码：、，还有一个模糊的“陈”字。

有了电话号码，就有了新的突破口！侦查员们兴奋不已，立刻拿起电话，分别拨打了这两个号码。电话接通后，侦查员们表明身份，向对方询问情况，经过核实，发现这两个电话号码，都属于朝阳饮食处双井店，这是一家当时的国营饭店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说了，在那个年代，国营饭店、国营商店是主流，不像现在，到处都是大饭店、小餐馆、火锅店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侦查员们来不及吃一顿正经的早饭，随便啃了两口馒头，喝了一杯热水，就开车赶往了朝阳饮食处双井店。来到店里，侦查员们找到了饭店的经理，向他说明了来意，询问这两个电话号码的情况。

经理听后，仔细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个号码，是我们一楼营业室的电话，这个电话除了我们内部职工使用之外，来店里吃饭的旅客、附近单位的工作人员，也经常会借用这个电话；而这个号码，是我们二楼办公室的电话，这个电话主要是我们内部职工使用，外人很少知道，也很少有外人会借用这个电话。”

侦查员们一听，心里立刻有了判断：这两个电话号码写在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只有内部职工才会使用的办公室电话，说明凶手很有可能和这家双井饮食服务店有关，要么是店里的职工，要么是经常来店里、熟悉店里情况的人。而塑料布上的那个“陈”字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的姓氏，或者是与凶手有关的人的姓氏。

于是，侦查员们把侦查重点，放在了双井饮食服务店的职工身上。经过了解，这家店的职工一共有200多人，人数不算少，其中姓陈的男女职工，一共有12人，这就进一步缩小了侦查范围，侦查员们决定，对这12名姓陈的职工，逐一进行详细排查，重点审查他们的历史情况、现实表现、有没有作案动机、有没有作案时间。

经过几天的细致排查，侦查员们排除了11名姓陈职工的作案嫌疑，这些人要么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要么没有作案动机，要么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。只剩下一名姓陈的职工，疑点非常大，这个人，名叫陈克浩。

饭店经理向侦查员们介绍了陈克浩的情况：“老陈今年55岁，是中共党员，原籍是河北唐山丰润县。他原本是市委行政处的干部，按说前途无量，可在1967年，他被调到了区饮食管理处当保卫干部，后来因为工作不负责，经常出纰漏，在1973年，又被调到我们这个店里工作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人的品质不怎么好，作风也不正，之前还受过处分，在店里的口碑也很差。”

侦查员们一听，心里的疑点更重了，一个原本在市委行政处工作的干部，本该平步青云，前途似锦，可却一步步被降职，从市委调到饮食管理处，再调到一家普通的国营饭店，这背后，肯定有不简单的原因。而且他品质不好、作风不正，还受过处分，具备作案的潜在动机。

侦查员们立刻对陈克浩展开了全面调查，这一查，又有了新的发现，陈克浩已经离婚的妻子，刘静芝，也有很大的嫌疑。经过走访了解，侦查员们得知了陈克浩和刘静芝之间的一段不堪往事。

在60年代初的时候，刘静芝还在市委幼儿园工作，那时候，陈克浩和刘静芝还没有结婚，而刘静芝当时已经是有夫之妇。在那个思想保守、风气淳朴的年代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是一件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大事，一旦被发现，不仅会身败名裂，还会受到严厉的处分。可即便如此，陈克浩和刘静芝还是偷偷勾搭在了一起，有了不正当的往来。

后来，文革初期，刘静芝和她的丈夫被遣返原籍，就在刘静芝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陈克浩利用自己的职权，把刘静芝留了下来，没有让她被遣返。没过多久，刘静芝就和她的丈夫离婚了，随后，就和陈克浩结了婚。本以为这段不正当的关系，终于能名正言顺，可没想到，两人结婚后，矛盾不断，经常吵架，最终在1978年，也就是案发前一年，两人离婚了。

可奇怪的是，两人离婚后，并没有彻底断绝联系，反而经常同居在一起，经济来往也非常密切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我们分手了，但我们还是朋友”，可在那个年代，离婚后还继续同居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，这也让刘静芝的嫌疑，进一步加大。

侦查员们立刻对刘静芝的情况，展开了细致的调查。经过了解，刘静芝自从60年代离婚后，就一直没有工作，而且因为之前的不正当往来、投机倒把等行为，被戴上了“坏分子”的帽子。她的社会交往非常复杂，经常和各种各样的人来往，男男女女都有，不仅仅是和陈克浩保持着密切联系。

还有群众反映，刘静芝和一个姓何的男人来往非常频繁，这个姓何的男人，据说是什么辽宁食品厂的人，四十多岁，长得比较瘦，还有点驼背。自从1978年之后，这个姓何的男人，就经常住在刘静芝家里，两人关系暧昧，来往密切。这个信息，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，死者的身份，会不会就是这个姓何的男人？刘静芝和陈克浩，会不会因为这个姓何的男人，犯下了杀人碎尸的罪行？

1979年3月4号，北京市公安局向全市群众公布了这起K27次列车碎尸案的案情，发动群众提供线索。消息公布后，很多群众都积极响应，向警方反映各种可疑情况，其中，有群众反映的关于刘静芝家的情况，让侦查员们更加确定，刘静芝就是重点嫌疑人。

有群众说：“刘静芝家平时特别脏、特别邋遢，家里乱七八糟的，从来不爱打扫卫生，可从3月5号开始，她们家就突然开始大扫除，又是铲墙皮、刷地板，又是冲下水道，忙得不可开交；3月8号，又开始刷门窗、刷家具，就连桌子上的抽屉，都拆下来刷得干干净净；3月9号，更是直接粉刷了整个房屋，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。”

“这要是搁在平时爱干净、爱整洁的人家，大扫除也很正常，可刘静芝家平时那么邋遢，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勤快了？既不娶亲，也不嫁女，没有任何特殊情况，突然这么大规模地打扫卫生、粉刷房屋，实在是太反常了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”

除此之外，还有群众反映，在这段时间里，陈克浩虽然没有去过刘静芝家，但两人经常在外边秘密接头，仅仅是3月12号到3月16号这四天时间里，两人就接头了四次，几乎天天见面。而且每次接头的时候，刘静芝都显得神色慌张，总是东张西望，好像在害怕什么，生怕被别人发现。

特别是3月16号那天，有群众看到，刘静芝提着一个白布包，匆匆走出家门，在钱粮胡同口和陈克浩见了面，随后，两人一起向南走到东单，乘坐110路电车，在朝外大街下了车，然后一起走进了一家名叫“白絮昙花社”的店铺，没过多久，两人就匆匆走了出来，神色依旧很慌张。

侦查员们得知这个情况后，立刻赶到了白絮昙花社，向店铺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。工作人员回忆说：“刚才确实有一男一女来店里，他们谈了一床棉被套，要弹一床新的，然后做了登记，登记的名字叫李丽，地址写的是五建宿舍。”

侦查员们一听，心里的疑点更重了，仅仅是弹一床新的棉被套，为什么要用假名假地址？这显然是在刻意隐瞒什么，结合之前刘静芝家大规模打扫卫生、两人秘密接头的情况，刘静芝和陈克浩的嫌疑，已经非常大了。

就在这时，又有群众向警方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：刘静芝家阳台的下边，是一处平房，平房的屋顶上，有一个紫色的破布包，放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看着很不起眼，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

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当天晚上，侦查员们趁着夜色，悄悄来到了刘静芝家楼下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平房的屋顶，取下了那个紫色的破布包。回到派出所后，侦查员们打开破布包一看，瞬间眼前一亮，这块紫色的破布，和K27次列车上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，看起来一模一样。

侦查员们立刻将这块紫色破布，送到了技术科，进行技术比对。经过详细的比对和鉴定，技术人员最终证实，这块紫色破布，和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，并不是长得相似，而是本身就是同一块布，只是被剪开了，一部分用来包裹尸块，另一部分被丢弃在了刘静芝家阳台下的平房顶上。

随后，侦查员们又将这块紫色破布，送到了北京制线厂，让专家进行检验，经过对纱数、规格、颜色的详细检验，专家确认，这块紫色破布，就是北京制线厂生产的产品，和之前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，出自同一批生产原料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位群众也向警方反映了一个关键线索，这个线索，直接将刘静芝和包裹尸块的物证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位群众是一位大姐，她对侦查员们说：“民警同志，刘静芝家的沙发，是我在1971年的时候卖给她的，那沙发原本的沙发套是紫色的，后来用久了，就褪色了。到了1976年的时候，刘静芝又换了一个新的紫色沙发套，把那个旧的沙发套，改成了一床被子，给她儿子铺床用。”

侦查员们一听，立刻拿出了从列车上提取的紫色被面子，递给这位大姐：“大姐，您仔细看看，这块布，您认识吗？是不是当年您卖给刘静芝的那个旧沙发套？”

大姐接过紫色被面子，反复看了看，又用手摸了摸，然后肯定地说：“对！就是这个！这就是我当年卖给她的那个旧沙发套，错不了！你看，这上面还有两块补丁，这两块补丁，还是我亲手缝的，你看这针脚，是倒针，我做活的手法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绝对错不了！”

大姐一边说，一边指着补丁上的针脚，脸上还露出了几分自豪感，仿佛在炫耀自己的手艺。侦查员们看着大姐认真的样子，心里也不由得感慨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，正是这位大姐的细心回忆，为案件的侦破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。

除此之外，这位大姐还认出，包裹尸块用的那块泡纱布，也是刘静芝家的。大姐说：“刘静芝当年用这块泡纱布做桌布，还是我帮她压的边，我压边的时候，底线用的是丝光纱，上线用的是棉线，这种做法，和别人不一样，我一看就知道，这是我做的活。”

到这里，越来越多的证据，都指向了刘静芝，刘静芝家，很有可能就是这起杀人碎尸案的第一作案现场。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，侦查员们想方设法，依法进入了刘静芝家，展开了全面、细致的搜查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件物品，都不放过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。

搜查过程中，侦查员们在一间屋子的单人床底下，发现了一块木板，木板上，有几滴疑似油漆的痕迹；在北屋橱柜的抽屉里，发现了一块紫色的布料，经过比对，和包裹尸块用的紫色被面子、阳台下的紫色破布，是同一块布；在厨房的煤气灶上，发现了一台缝纫机，缝纫机的表面，被人用新油漆刚刚刷过，看起来很新，与周围陈旧的环境格格不入，显得非常反常；在缝纫机抽屉的下边，还发现了几滴疑似血迹的痕迹。

侦查员们立刻对这些发现的物证，进行了拍照固定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取下来，送到技术科进行鉴定。经过详细的鉴定，结果出来了：从刘静芝家提取的紫色布料、阳台下的紫色破布，与包裹尸块的紫色被面子，都是同一块布；木板上的油漆，经过光谱分析，与包裹尸块的塑料布上的蓝色油漆，完全一致；缝纫机抽屉下的血迹，经过血型鉴定，是Ab型，与死者的血型，完全相同。

所有的证据，都指向了一个结论：刘静芝家，就是这起杀人碎尸案的第一作案现场，死者，就是在刘静芝家被杀害、被肢解的。那么，死者到底是谁呢？是不是之前群众反映的，那个经常住在刘静芝家、姓何的辽宁食品厂的人？刘静芝和陈克浩，为什么要杀害他？还有没有其他的凶手？

就在案件的侦查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，打到了派出所，这个电话，直接揭开了死者的身份之谜，也让整个案件的真相，逐渐浮出水面。打电话的，是一位和刘静芝正在谈恋爱的老年男性，他在电话里，向侦查员们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。

这位老先生说：“民警同志，我跟刘静芝认识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在谈恋爱，我4月份一共去她家去过五回，每次去，都发现她精神不振，神色慌张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我就一再安慰她，还跟她说了，想跟她结婚的事。”

“4月26号晚上，她终于忍不住，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。她让我赶紧找房子搬家，说过了五一节，就跟我结婚。我当时还问她，为什么这么急，她就跟我说：‘你知道公安局公布的那起火车上的碎尸案吧？咱俩已经到这种程度了，我不能不告诉你，这事，就发生在咱们家。’”

“她还跟我说，是她姐姐给她介绍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在她家住过，家里的那辆自行车，就是那个人的。她之前在派出所登记的时候，说的名字是假的，那个人原本是北京人，什么坏事都干，之前被东城分局送到东北去了，后来又偷偷跑回了北京，住在她家里，还对她耍流氓。她没办法，就约了两个人，把那个人给杀了，然后碎尸，用棉被套和紫色的布包着，送上了火车，扔在了K27次列车上。”

“对了，她还跟我说，结婚之后，咱俩吃饭没问题，她说她手上有6000块钱，我当时还纳闷，她一个没工作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，现在想想，那些钱，恐怕就是那个死者的。”

侦查员杨帆得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刻率领一组人马，专门负责调查死者的身份。他们首先对陈克浩的社会关系，进行了全面的调查，可查来查去，还是没有找到与死者特征相符的人。随后，他们又对刘静芝的社会关系，包括她平时来往的朋友、一起做投机倒把生意认识的人，都进行了正面和侧面的调查，还跑遍了河北、河南、辽宁、黑龙江等省的11个市县，走访了几百人，可依旧没能查清死者的真正身份。

侦查员们没有放弃，把调查到的所有情况，及时向柯南处长做了汇报。柯处长听完汇报后，沉思了片刻，对侦查员们说：“这个所谓的‘姓何的’，既然在刘静芝家住过，还跟陈克浩吵过架，而且根据那位老先生的说法，他是北京人，被东城分局送到东北去过，你们还是重点去北京的相关单位调查，在本市派出所处理过的投机倒把人员里面，找找符合条件的人。”

按照柯处长的指示，刑侦总队队长甄义，在4月28号，带着侦查员们，来到了东风市场派出所。他们在派出所的档案里，找到了刘静芝的名字，知道了刘静芝之前因为投机倒把，被派出所处理过，可档案里，并没有提到那个所谓的“姓何的”男人。

随后，侦查员们又来到了东城分局刑侦科，找到了当年处理刘静芝投机倒把案件的同事。这位同事回忆说：“我记得，在1978年10月份，东风市场派出所确实处理过一起刘静芝的投机倒把案件，当时她还和一个男的一起，两个人合伙倒买倒卖，可那个男的具体是谁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只记得那个人后来被送到分局预审科审理了。”

侦查员们一听，立刻赶往了东城分局预审科，找到了当年审理这起案件的预审员。预审员回忆了很久，终于想了起来：“当时和刘静芝一起投机倒把的那个男的，叫张月华，我这里还有当时留下的相关卡片，你们可以看看。”

预审员一边说，一边从档案柜里，找出了当年的卡片，递给了侦查员们。侦查员们接过卡片，仔细一看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张月华的资料：男，42岁，北京人，1954年因为耍流氓、盗窃罪，被送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；1969年，被疏散到林甸县；1978年，偷偷返回北京，之后与刘静芝一起，从事投机倒把活动，被东风市场派出所抓获，送到预审科审理。

这些信息，和之前那位老先生打电话说的情况，完全相符，张月华是北京人，做过坏事，被送到东北去过，后来又跑回北京，住在刘静芝家。这就说明，那个所谓的“姓何的”，其实就是张月华，陈克浩和刘静芝之前所说的“姓何的”，都是在故意隐瞒死者的真实身份。

可问题来了，张月华的家在哪里？他在北京有没有亲属？他是不是本案的死者？这些问题，预审科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，只能提供这些档案资料。侦查员们没有耽搁，立刻开车来到了北京市劳改局，在劳改人员的卡片里，进一步查找张月华的相关信息。

经过一番查找，侦查员们终于找到了张月华的详细档案，档案里记载，张月华判刑之前，家住西城区红井6号，父母双亡，只有三个姐姐，而且三个姐姐都已经结婚，各自生活。侦查员们立刻赶往西城区分局的派出所，在派出所的协助下，终于找到了张月华的三个姐姐，逐一进行询问。

可三个姐姐都说，她们早就和张月华断绝了来往，因为张月华从小就不务正业，好吃懒做，还做过很多坏事，给家里丢尽了脸，所以她们不愿意和他有任何联系。就在侦查员们快要失望的时候，张月华大姐的女儿，也就是他的外甥女，说了一句话，让侦查员们眼前一亮。

外甥女说：“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我在东风市场见过我舅舅张月华，当时他穿着一件棉服，看着比以前瘦了，还有点驼背，我当时想打招呼，可我妈不让我理他，说他不是好人，会带坏我，所以我就没跟他说话，眼睁睁看着他走了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，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”

侦查员们一听，立刻追问：“你再仔细想想，你舅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？比如身上有什么疤痕，或者身体上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？”

外甥女仔细回忆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我记得，我舅舅以前得过肺病，还做过阑尾手术，肚子上有一道疤痕；他还有点驼背，走路的时候，背有点弯；另外，他的脚趾有点奇怪，第二个脚趾是压在第三个脚趾上面的；还有，他左乳头下边，有一个小红痣，像红豆那么大，很显眼。”

侦查员们听完，心里瞬间有了答案，外甥女所说的这些特征，和法医尸检时发现的死者特征，完全吻合：死者肚子上有阑尾手术疤痕，有驼背（结合尸体骨骼特征推断），脚趾是第二个压在第三个上面，血型是Ab型，右肺有钙化点（符合得过肺病的特征）。

毫无疑问，本案的死者，就是张月华。那么，刘静芝为什么要杀害张月华？陈克浩在这起案件中，扮演了什么角色？还有没有其他的凶手？经过侦查员们的进一步调查，终于找到了所有的凶手，查明了整个案件的真相。

此时，案件的侦破工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，大量的证据都已掌握，破案的时机已经成熟。刑侦处处长柯南，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，做了系统的汇报，详细说明了案件的侦查过程、掌握的证据，以及锁定的嫌疑人，并提出，立即逮捕刘静芝、陈克浩，以及刘静芝供述中提到的“另外两个人”，彻底查清案件的全部真相。

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听完汇报后，当即批准了逮捕申请，下令由刑侦总队队长甄义亲自带队，兵分多路，同步实施逮捕行动，务必确保嫌疑人全部落网，不允许有任何遗漏。1979年4月29号凌晨，天还未亮，夜色依旧浓重，侦查员们身着便衣，悄悄抵达了刘静芝、陈克浩以及另外两名嫌疑人的住处，做好了逮捕前的一切准备。

凌晨5点，随着甄义队长一声令下，逮捕行动正式开始。侦查员们迅速破门而入，在刘静芝的家中，将还在熟睡的刘静芝当场抓获；与此同时，另一组侦查员在双井饮食服务店的职工宿舍，抓获了正在休息的陈克浩；另外两名嫌疑人，刘静芝的远房表弟王建国、邻居李学明，也在各自的住处被顺利逮捕，四人全部归案，没有一人逃脱。

被捕后，刘静芝、陈克浩等人起初还试图狡辩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要么沉默不语，要么编造谎言，试图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但侦查员们早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，将紫色被面子、血型鉴定报告、油漆比对结果、证人证言等一一摆在他们面前，面对铁证如山，四人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，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，揭开了这起跨越京辽两地的碎尸案的全部真相。

根据四人的供述，死者张月华确实是刘静芝和陈克浩共同杀害的，而王建国和李学明，是刘静芝找来帮忙分尸、抛尸的帮凶。事情的起因，还要从1978年张月华偷偷返回北京说起。张月华从东北偷偷跑回北京后，偶然间遇到了刘静芝，得知刘静芝离婚后独居，又没有稳定工作，便动了歪心思，主动找上门，以“合伙做投机倒把生意”为幌子，住进了刘静芝家。

可张月华本性难移，住进刘静芝家后，不仅不务正业，还经常对刘静芝进行骚扰、耍流氓，甚至威胁刘静芝，要把她之前做投机倒把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情捅出去，让她身败名裂。刘静芝不堪其扰，多次要求张月华搬走，可张月华不仅不搬，还变本加厉，甚至霸占了刘静芝的财物，向她索要钱财，否则就报复她的家人。

走投无路的刘静芝，想到了自己的前夫陈克浩。虽然两人已经离婚，但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，而且陈克浩也早就看不惯张月华的所作所为，此前张月华曾多次找到陈克浩，威胁他要揭露他当年降职的黑幕，还向他索要钱财。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除掉张月华，一了百了。

1979年2月22号晚上，刘静芝以“商量生意”为由，将张月华骗到家中，趁张月华不备，陈克浩从背后用木棍狠狠砸向张月华的头部，张月华当场倒地身亡。两人看着尸体，又惊又怕，知道杀人是滔天大罪，一旦被发现，必死无疑。经过一番商量，他们决定将尸体肢解，然后通过火车抛尸，让尸体无法被辨认，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。

由于两人力气有限，无法完成肢解和搬运尸体的工作，刘静芝便找到了自己的远房表弟王建国和邻居李学明，以重金相诱，许诺事成之后给两人各500块钱（在当时，500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），让他们帮忙分尸、打包尸块。王建国和李学明一时贪念起，便答应了刘静芝的要求，参与到了这起凶案之中。

当天晚上，四人在刘静芝家中，用菜刀、斧头等工具，将张月华的尸体肢解成多块，然后用刘静芝家的旧被面子、塑料布、手提包等物品，将尸块小心翼翼地包裹好，用麻绳捆扎牢固，还在尸块切口处塞了新棉花，防止血迹渗漏。为了掩盖作案痕迹，他们还特意用抹布擦拭了现场的血迹，清理了地面上的杂物。

2月24号下午，也就是K27次列车发车前，陈克浩和王建国趁着北京站人多混乱，携带包裹好的尸块，悄悄登上了K27次列车6号车厢，趁着乘客上车的混乱之际，将尸块包裹放在了29号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，随后便悄悄下车，没有乘坐这趟列车。而刘静芝和李学明，则留在家里，继续清理作案现场，试图销毁所有证据。

抛尸之后，四人一直心神不宁，时刻关注着警方的动向。当北京市公安局公布案情，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后，刘静芝更是坐立不安，担心警方会查到自己头上，于是便开始大规模打扫卫生、粉刷房屋，试图掩盖作案时留下的血迹和痕迹；而陈克浩则经常与刘静芝秘密接头，商量对策，甚至打算一旦事情败露，就逃离北京。他们弹新棉被套、用假名假地址登记，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逃避警方的追查。

至于刘静芝手中的6000块钱，正如那位老先生所说，确实是从张月华身上搜来的，张月华当年从东北偷偷跑回北京时，携带了自己多年积攒的钱财，打算继续做投机倒把生意，这些钱，最终也成了刘静芝诱骗王建国、李学明参与作案的筹码。

案件真相大白后，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对刘静芝、陈克浩、王建国、李学明四人进行了审讯和起诉。1979年6月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K27次列车碎尸案进行了公开审理，法庭上，四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根据四人的犯罪情节和在案件中的作用，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：刘静芝、陈克浩作为案件的主谋，犯故意杀人罪、碎尸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王建国、李学明作为从犯，犯故意杀人罪、帮助碎尸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四人不服判决，提起上诉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1979年8月，刘静芝、陈克浩被依法执行死刑，王建国、李学明被送往监狱服刑，这起震惊京辽两地、跨越千里的碎尸悬案，终于尘埃落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