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,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。对我来说,比坐火车那二十六个小时还难熬。
白天我就守在病房里,陪妈妈看那些咿咿呀呀的戏曲节目。什么黄梅戏、川剧,反正都听不太懂,妈妈看得津津有味,我在旁边跟着干坐。
对面床那个大叔倒是挺健谈的,姓王,在乡下开了个代销店,肺气肿的老毛病,每年都要来住一回。他儿子小王白天要上班,晚上才过来陪床。白天的时候王大叔就喜欢跟妈妈聊天。
“嫂子,你这身板子看着结实,肯定没啥大问题。”王大叔又在那安慰了。
妈妈笑了笑:“承你吉言了。”
我坐在旁边削苹果,手起刀落,皮削得老长一条不断。这还是小时候妈妈教我的,她说削苹果皮不能断,断了就不吉利。以前我当迷信,这两天我削了五六个苹果,愣是一条皮都没断过。
“你这刀工可以啊。”王大叔笑着说。
“练过的。”我随口接了一句。
妈妈白了我一眼。她大概知道我说的“练过”不是在厨房练的。
第二天下午,花哥打来电话。
“赵麻子的事搞定了。”
“怎么搞定的?”
“没怎么样,找人去他窝子里坐了一下午,把话说清楚了。他没那个胆子再来找你,这种小角色,你别放心上。”
花哥说得轻描淡写的,但我知道“坐了一下午”是什么意思。在道上,去人家窝子里坐着不走,那就是一种态度。赵麻子要是不识趣,那“坐”就要变成别的动作了。
“谢了,花哥。”
“跟我客气啥,你妈检查结果出来了没?”
“明天。”
“那祝阿姨没事,等你回达州了我请你喝酒。”
挂了电话,我去楼下小卖部给妈妈买了一箱牛奶。回来的时候经过护士站,值班护士叫住了我。
“你是三号床家属?”
“对。”
“明天上午十点来取病理报告,直接去病理科窗口。”
我点了下头。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,腿有一瞬间发软。
晚上妈妈睡着之后,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窗台边上抽烟。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,几只飞蛾在灯管下面打转。
我给双哥打了个电话。
“昭阳,怎么样了?”
“明天出结果。”
双哥那头沉默了一会:“别担心,阿姨是个有福气的人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这边的事你别操心了,足浴城装修收尾了,浩哥找了个法人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了,就等你回来开业。”
“好。”
“对了,你在平昌要是缺钱就跟我说。”
“不缺。”
挂了电话,我把烟头摁灭了,又点了一根。
凌晨两点多的时候,走廊另一头传来一阵骚动。几个护士推着急救推车跑了过去,轮子碾在地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。我没去看是怎么回事——医院里每天都有人进来,也有人出去。有的走大门出去,有的走另一扇门。
我靠在窗台上,盯着窗外看了一会。县城的夜晚没什么灯光,远处的山轮廓黑乎乎的,跟天连在一块。
明天十点,一切就有答案了。
第二天一早,我六点就醒了。准确说是根本没怎么睡。
去食堂买了早饭回来,妈妈已经起来洗了脸。她穿着病号服的样子,看上去人瘦了一圈。
“你昨晚是不是一夜没睡?”她看着我眼底的黑眼圈。
“睡了的。”
“你跟你爸一个德行,嘴硬。”
这是妈妈难得提起我爸。平时她从来不说这个人,好像这个男人从她的人生里被彻底删除了。
我们吃完早饭,我看了一眼手表。才七点半,离十点还有两个半小时。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,把手机翻来翻去。
八点。八点半。九点。
每看一次时间,我就骂自己一次——你他妈看一百次也不会快一分钟。
九点四十的时候,我站了起来。
“妈,我去取报告了。”
“去吧。”她的声音很平。
我出了病房,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又折了回来。从床头柜上拿了那个黄色的大信封——之前ct的片子都在里面,怕到时候医生要看。
妈妈看着我拿了信封又走了,什么都没说。
病理科在门诊楼的一楼。我从住院部走过去,穿过一个小花园,花园里有几棵桂花树,这个季节还没开花。
到了病理科的窗口,前面排了三个人。我站在后面,手里攥着取报告的单子,纸都被我捏出褶子了。
前面一个女人取了报告,打开看了一眼,蹲在地上就哭了。她旁边的男人把她扶起来,两个人抱在一起,女人的哭声在走廊里回荡。
我的心跳都快蹦到嗓子眼了。
到我了。我把单子递进窗口。
里面的人翻了一会,抽出一份报告递了出来。
“看清楚是不是你的。”
我接过来,手抖得有点厉害。
报告上面密密麻麻的字,什么hE染色,什么细胞形态——看不懂。
我的眼睛直接跳到了最下面的诊断结论。
“左肺下叶穿刺活检组织:慢性炎性病变伴纤维组织增生,未见恶性肿瘤细胞。”
我把这行字看了三遍。
未见恶性肿瘤细胞。
九个字。
我站在窗口前面,两条腿突然就没了力气,靠在墙上缓了好一会。
后面排队的人催了一声:“小伙子,你好了没?”
“好了好了。”我赶紧让开。
走到走廊尽头一个没人的角落,我蹲了下来,用手捂住脸。
不是癌。不是。
没有哭,就是眼眶发酸,喉咙发紧,缓了差不多两分钟才站起来。
拿着报告直奔五楼找周建平。
门诊还没开始,周建平在办公室里泡茶。我把报告递给他。
他看了一遍,又看了一遍,然后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。
“炎性病变,不是恶性的。”他说。
“那就是说没大问题?”
“炎性结节,可能跟她长期接触灶台烟熏有关系。吃一段时间抗炎药,定期复查就行了。不过——”他顿了顿,“她的腰伤才是当务之急。骨裂不处理好,以后更麻烦。”
“腰的事陈主任说了,要静养两三个月。”
周建平点了个头:“那就对了。肺上的事你放心,这个结节不用手术,药物控制就行。但是回去之后,灶台要改一下,不能再烧那种敞开式的柴火灶了,换个带烟囱的,或者直接用煤气。长期吸油烟粉尘,对肺伤害很大。”
我一个劲地点头。
“还有,让她别再干重活了。”周建平看着我,“你妈的身体不比你想的那么好,长年劳累加上营养跟不上,底子已经很差了。她这个年纪,应该享福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享福——这两个字从小到大我妈压根没沾过边。
“谢谢周主任。”
“去吧,跟你妈说清楚,让她放宽心。”
从周建平办公室出来,我站在楼道里,先给姐姐打了电话。
电话一接通我就说:“姐,结果出来了,不是癌,是炎症。”
姐姐那头好长时间没出声。
“姐?”
“我听到了。”她的声音有点闷,我知道她在哭。
“你别哭啊。”
“我没哭。”她吸了吸鼻子,“你跟妈说了没?”
“还没,我先给你打的。”
“那你快去跟她说,她心里肯定也着急。昭阳——”
“嗯?”
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啊,她是咱妈。”
挂了电话,我又给红姐打了一个。红姐那头很吵,应该是在十三行的档口。
“结果出来了!”我喊了一声。
“什么?你大点声!”
“我说结果出来了!良性的!不是癌!”
红姐那头安静了一秒——她大概是走到外面了——然后她的声音清晰了很多:“真的?太好了!我就说了不会有事的!”
“嗯。”
“你声音怎么这么哑?你是不是哭了?”
“我哭你个鬼,我嗓子干了。”
红姐在电话那头笑了。
回到病房的时候,妈妈正坐在床上,手里攥着那串从家里带出来的佛珠,不知道念了多少遍了。
她看见我进来,眼睛直盯着我手里的报告单。
我走过去,在她跟前蹲下来,把报告单递给她。她不认字,看了半天也看不懂。
“医生说了,不是大病。就是个炎症,吃吃药就好了。”
妈妈把报告单翻来覆去看了几遍,虽然一个字都不认识,但她看我的表情——我笑着的。
“真没事?”
“真没事。医生都说了,吃点药,定期检查就行。”
她把报告单放下来,手还在抖。然后她抬起袖子擦了一下眼角。
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”
她说了两遍,声音很轻。
对面床的王大叔也跟着乐了:“我就说嘛,嫂子你这身板,肯定没事!”
妈妈笑了一下,但那笑里面有多少后怕,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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